在日益混沌的世界圖景中，歐美這幾年來的政治亂象更加扎眼。很長時間以來都被視為智慧來源的西方，如今也以焦頭爛額的面貌顯現在世界面前。它說明一個重要事實，即二戰結束以來西方用以化解自身和世界問題的知識體系和制度方案，確實越來越無力回應當前世界的需求了。 　　世界已經變遷，從全球經濟、技術、社會的層面至少可以列出四個重要圖景，它們都是以往時代沒出現過的： 　　一是前所未有的人口規模以及城市人口劇增。二戰剛結束的1945年，全世界約有24億人，其中美國約1.4億，中國也只有5.4億。而今天，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統計的2016年全球人口已達72.6億;截至2017年1月，美國人口也已增至3.24億。同時，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可查閱到的數據顯示，，到2014年底，全球城市人口已達39億，占全球人口54%，市民成為全球人口主體，人類整體上進入了城市社會。 　　二是世界各國普遍卷入工業化進程。到二戰結束時，所謂工業化國家也只是歐美加上亞洲的日本，世界絕大部分地區仍是農業社會。70多年后，傳統的工業化國家仍在，但大量新的工業化國家也出現了。 　　三是龐大的中產階層在全球各地成長起來，而不再僅是歐洲、美國和日本才有的現象。他們的經濟能力、政治意愿，都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 　　四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全球通信連接技術革命，使人類實現了即時聯絡。國防大學教授喬良指出，人類技術的新發展正將人類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無中心時代，帝國將成往事。不僅互聯網，還有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等，都在根本改變21世紀人類生活場景。這些新的技術形態，甚至使以往常用的工業化國家概念都在變得過時。 　　以上這些變化，已使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就像一百多年前歐洲普遍工業化、美日也成為工業化國家時一樣，世界再次面臨知識生產跟不上時代變化的窘境。在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新技術、新產業沖擊下，往昔有效的知識范式已經無力很好地解釋現實、應對現實了。近些年來世界各領域的混亂都與此相關。 　　知識死了，在一個看起來知識泛濫的世界上，有用的知識其實嚴重不足。筆者反復強調，要讓知識再次復活，只能更新知識范式。 　　準確把握住時代之變很難，而根據時代之變更新知識范式更難。需要看到的是，在新技術、新產業已將人類生活場景改變得面目全非時，我們所用的知識體系絕大部分還是來自工業化時代的創造和積累。 　　從技術發展與人類生存關系的角度說，18世紀下半葉英國工業革命起到20世紀末的幾百年，可以稱作擴展了的17世紀。在此期間，科技發展的收益與損害很大程度上是可預計的，這個時期的主題是大量利用人力的工業化，將越來越多的人卷入工業生產和消費當中，工業發展奠定了相關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以及人文情懷。 　　但進入21世紀后，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和人工智能高速發展，新的技術不再歡迎以大量人力共同參與為特征的工業化，而是青睞由少數人掌控的工業化和信息化。這不僅使世界前所未有地面臨生存還是毀滅的倫理挑戰，還使工業化時代的人文情懷在新的現實面前變得蒼白可笑。就像18世紀工業化時代來臨時，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嘲笑人們對農業時代的鄉愁，這種鄉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被工業化時代的人文情懷所替代一樣，很多類似人文情懷的東西也將在新的世界圖景中被取代甚至消失。 　　以福利制度為例。20世紀以來，人們對福利的關注前所未見，過去一個世紀中，以西方國家為代表，世界很多國家都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歐洲一些國家甚至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社會福利體系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對應的場景是產業資本對實體產業的大量投資，以及在工廠上班的工人成為扮演社會中堅作用的中產階層。持續的財富創造和良好的勞動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