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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創造環節

在知識產權創造環節的措施中，日本除強調企業的主體作用外，也強調發揮高校、公立研究機構等高科院所進行知識產權創造的積極性，認為在基礎的創新性研究方面，高科院所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日本力圖通過對企業、大學和公立研究機構之間的任務分配，提高日本的知識產權創造效率，創造出高質量的創新產品。
(1)高校的科研體制改革
日本針對高校的科研體制改革表現為進一步完備高校體制，整備高校知識產權管理體制，并在知識產權創造領域，力促產學合作。高校的傳統使命是科研和教育，強調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產學結合，是為了使高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將創新成果回饋社會。具體措施如下:日本于1998年頒布“高校技術轉移促進法”，支持各地高校的創新成果轉化;在1999年頒布的“產業活力再生法”(日本版貝赫－多爾法案)中的第30條規定，由國家資助的科研創新成果，其專利權也可以歸屬高校;在第一次知識產權推進計劃中提出，在日本國立大學內設立知識產權總部的分支機構，提供知識產權管理一條龍服務。如負責高校研究成果的專利申請和技術許可協議的簽署等，并制定知識產權的各項規章制度防止合作雙方利益沖突、解決研究工具開發利用等問題。
(2)產學合作的進展情況
①數據顯示，自日本2003財政年度到2007年的五年里，日本政府共資助131億日元，用于在47所高校設置知識產權管理機構，至2008年9月底，日本基于大學技術轉移法，共批準設立TLO機構47所。

②國家資助高校研發的創新成果的技術轉移情況:首先，根據日文版的貝赫－多爾法案，日本政府承擔專利研發費用的資助項目，其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幾乎100%歸于高校。至2007年底，96%的日本高校采取所謂的機構歸責原則，同意專利的所有權歸高校，而不屬于大學的在職研究人員。另外，日本政府資助的經費不僅僅用于研究和開發費用，還可以用于支付專利申請費用，從而為日本高校申請專利提供金融支持。同時引入并實施德國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的制度，對于提交國際申請的專利，給予補貼。
采取上述制度后，日本高校的專利申請量從2003年的2 642件增加到2008財年的9 435件，增加約4倍。面向企業的專利轉化數量也相應增加，2008年達到5 306件，是2003年的28倍。2008年，日本高校的技術轉讓收入為9億8 600萬日元，為2003年的1. 8倍。
③企業出資開展的產學合作:企業出資開展的高校和企業之間的聯合研發創新件數從2003年的9 255件增加到2008年的17 638件。企業提供的研究經費從2003財年的268億日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億日元。
④日本高校創辦的風險投資企業:2001年，日本經濟產業省提議利用3年時間創建1 000所大學風險投資企業，至2008年，由高校科研人員建立的創業企業已達1 809所。其中利用學校擁有知識產權的專利技術創立的企業約1 100家。如圖4 － 4所示。

(3)日本產學合作績效
與知識產權戰略實施之初相比，日本的產學合作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特別是許多研究人員和高校管理者對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認識。不過，合作的目的在于創新，在于提供全新的產品或服務。成功與否體現在大學的知識產權收入上。盡管五年間日本高校的知識產權收入增加1. 8倍，但是總額不超過10億日元。而各高校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提供的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成本預算年均投入約26億日元。2006年美國大學的專利費收入則是20億7 000萬美元，相當于2 407億日元。即便考慮到美國1980年實施貝赫－多爾法，日本則在1999年實施這一事實，日美之間也具有相當大的差距，如表4 － 1所示。

(4)日本產學合作中的問題
產學合作沒能有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實現，引發了諸多問題。
第一，作為支持產學合作的組織———日本TLO機構的經營業績持續惡化。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統計，除東京大學TLO等少數機構外，47所高校的TLO機構中，有39所處于赤字(營業收入－補貼)經營狀態。特別是地方性大學，專利難以為企業所應用，因而知識產權收入甚至不抵成本。數據顯示，每年技術轉讓件數低于10件的日本高校TLO機構有31家，知識產權收入低于500萬日元的有17家。基于此，加快促進日本高校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和TLO機構的重組和整合勢在必行。
第二，運作資金缺乏保障，影響機構的可存續問題。雖然日本高校持有的專利數量不斷增加，但技術產業化、商業化轉化進程緩慢，導致知識產權收入難以大幅提高。在近期，仍然可以依靠日本政府補貼維持運轉，但隨著專利申請費和國際專利申請經費的大幅增加，僅僅依靠補貼，而非當初設想的依靠知識產權收入支付，將使機構的存在意義受到質疑。
第三，日本高校風險投資創業企業的經營情況也差強人意。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這些企業資金周轉更加困難，已然步入淘汰期。特別是生物、醫藥相關的企業，盡管擁有優勢技術，但是由于當前全球普遍實施更嚴格的藥品安全審查監管，研發周期明顯延長，資金回收狀況不容樂觀。
(5)科技成果轉化難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產學合作，按照出資機構性質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國家資助高校科研經費，成果依據貝赫－多爾法，由高校獲得專利，授權企業應用;另一種是企業根據創新需求出資與高校聯合研發、共同申請專利。目前，兩種類型都存在亟需解決的問題。特別是第一種類型尚待完善。
首先，兩種類型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從產學合作伊始，高校和產業界對專利的認識就有很大差異。日本高校實行法人化改革后，知識產權收入和專利轉讓費成為日本高校自有資金的重要來源，高校希望早日收回研發投資，因而知識產權定價較高。而企業在沒有銷售收入前，很難滿足大學的要求，雙方難以溝通，造成許多徒勞的談判。可以嘗試的解決方法，不在高校與企業之間展開談判，而在高校研究人員與企業之間進行談判，因為只有研發人員才能很好地估計發明成果商業化的可行性。
其次，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產業界認為日本學術界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觀念薄弱，推進速度緩慢，不如美國大學。而且國家資助產生的高校專利排他性弱，實用性較差，難以商業化。美國大學在技術轉讓方面相對成功，如硅谷的產學合作。加州大學(UC)的TLO機構擁有大學專利的集中管理權，并掌控校內知識產權收入的分配權，是與企業談判的主要窗口。該機構總是盡早接觸那些關注實驗室研究成果的企業，在申請專利時，就考慮到未來的商業化需求，并據此提供建議。取得專利后，優先轉讓給已建立合作關系的企業，這種做法將高校實驗室和企業聯系起來，增加了成果商業化概率。從美國經驗看，產學合作的成功與否主要在于高校與企業之間能否建立信任關系，開展密切合作。
再次，對于企業資助的產學合作，盡管實踐中共同研究的件數不斷上升，但是單件項目的資金規模較少，2008年的平均值為250萬日元。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日本企業投向日本高校的研究經費自2001年至2008年，每年增長約30%，但是投向海外研究機構的經費約為這一數字的2. 4倍。日本企業的科研經費已轉向海外表明日本高校缺乏吸引企業的研究項目。
(6)產學合作的動機與日本高校的選擇
①合作動機
產學合作的中心問題在于創新成果的商業化。從企業的角度，希望通過產學合作，從高校得到關于基礎研究領域的技術和專利信息，應用于未來推出的新產品和新業務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很多日資企業撤銷了研究中心，企業研究集中在更加貼近商業化階段的區域，基礎研究則寄希望于高校等科研機構，盡管認為高校的研究還存在許多不足，但是企業與高校的合作在日本企業未來的管理戰略中依然占據重要地位。
值得思考的是高校進行產學合作的動機與收益。日本內閣提出的知識產權戰略強調高校在知識產權創造環節的功能，并從體制上為高校的產學合作提供補貼，在高校的評價標準中也列明產學合作與專利獎勵等內容。但是高校缺乏專業人員從事產學合作，許多大學的研究人員不愿深入探討企業領域的問題。
產學合作是為了促進大學的研究成果和專利產業化、商業化而開展的，只要科研創新成果沒有實現商品化，企業和高校的研究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成果轉化是最困難的創新階段，被稱為“死亡之谷”。順利跨越這道門檻，需要大學與企業合作。如圖4 － 5所示，“死亡之谷”指在創新成果從產生到實現商品化過程中，歷經應用研究、技術開發、中試、商品化、市場成功各階段，其中成果轉化階段風險最高、難度最大。

②日本產學合作歷史
從日本高校參與產學合作的歷史看，從明治時代到大正、昭和初期，每個時期都有成功的高校研究成果，并由此誕生優秀企業。在日本專利局表彰的十項發明中有7項是高嶺譲吉、池田菊苗等高校科研人員的發明。日本京都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二戰后，曾積極回應當地小企業的需求，為企業提供技術指導、提供海外科研信息，并介紹高校擁有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門的人脈援助企業。作為回報，企業主動為大學的科研活動提供研究材料、并協助開展實驗研究。這樣，經過幾十年的長期互利合作，高校科研人員取得優秀的研究業績，許多小企業也已成長為大公司。雖然在成長速度上，無法與IT資訊和生物技術領域的美國大學的創投企業相比，但這也是構筑日本特色的基于長期信任關系的產學合作的成功例子。這一類利用地域條件加深合作，在大學科研力量的幫助下，壯大本地企業的案例在日本其他地區也廣泛存在，如山口大學也是如此。在解決本地中小型企業所面臨的技術挑戰方面，地方大學的作用似乎更大。東北大學發明KS鋼的本田光太郎博士曾經說過，高校的發明應當滿足行業的需求，大學的作用應當體現在促進行業企業發展上，這是高校開展產學合作的出發點。此前提到的美國加州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OTL活動的基本方針就是將為加州地區發展做貢獻作為第一要務。其與企業合作的目的，不是獲得專利收入，而是借助成功的產學合作，獲得社會對大學研究的認可評價，從而更容易得到企業和聯邦政府等部門的委托研究經費。
此外，日本高校還具備除研究人員之外的許多資源，可以用于企業的成果轉化。例如高校畢業生組成的廣泛的人脈網絡，不僅遍布日本國內，還分布在海外高科院所，這些資源都可以應用于企業與高校之間的產學合作中。
③日本高校的選擇
目前，在47所日本高校中，已經建立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是否繼續經營是其面臨的重要選擇。可能存在三種產業界和學術界之間的合作結果:
第一種結果認為教育和科研是大學的職責所在，大學不必與企業建立聯系，這樣的選擇對于高校發展是不利的。不僅失去知識產權收入，也錯過與行業企業互動，失去將獲取的行業信息用于提高大學研究水平的機會。如果將大學與產業合作交由個別研究人員與企業，容易發生違規行為，也不切實際。
第二種結果是維持現狀，不做任何改變。由于基礎研究成果的商業化需要很長的時間，將很難在收入方面有所改善。盡管東京大學獲得了理想的知識產權收入，但是不具有普遍意義，其他高校的情形并不樂觀。京都大學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曾嘗試將iPS細胞的研究成果專利化，盡管這屬于全球領先的發明，卻難以獲得企業青睞，商業化尚且遙遙無期，知識產權收益更無從談起。有的日本高校與當地企業共建聯合研究機構，合作中斷將導致整個計劃需要重新開展，有的大學主要依靠一部分研究人員的成果獲得知識產權收入，專利到期后，收入隨之減少，乃至于無。依照現狀，大多數高校很難取得持續收益。
第三種結果是努力促進產學合作，使大學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存在。例如，在國家資助的貝赫－多爾研究型產學合作中，采用美國加州大學的做法，即以實現研究成果商業化為科研目的，按照企業需求選擇研究題目，在專利申請階段，要求企業提供有助于實現商品化的信息，獲得專利后，給予該企業優先使用的權利。高校應該采用這種貼近企業的研究方式，可以委托在日本高校內設置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負責與企業洽談，成員中應包括研究人員。因為實驗室的人員更了解專利技術內容，可以在與企業的談判中發揮作用。
④促進產學合作的措施
首先，為防止專利被束之高閣，部分日本學者主張設置專利成果轉化的期限(例如設定5年－ 10年的許可期限)，到期后，大學可以自由地向第三方轉讓知識產權，達到充分利用大學專利的目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對于高校和企業共享的專利，同樣應當允許自由授權給第三方，為此，該學者提出修正日本專利法第73條的相關規定。同時提出期限的設定根據行業不同應當有所差異。例如，新藥從試驗階段到商品化就需要很長時間。
其次，主張設立專門中介機構從事專利生產和銷售等涉及研發成果轉化的中介活動。例如，某制藥集團成立的從事轉化高校專利的機構，在制藥、生物技術領域具有很強競爭力，尤其擅長在美國市場申請專利。還有一家中介公司擁有包括國內外600家研究部門在內的廣泛業務網絡，完全有能力代替大學開展專利轉化業務。日本高校應當積極利用這類民營企業的做法，成功實現大學專利商品化。
再次，對日本TLO機構與高校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所需人才的調研結果顯示，為培養專業人才，有必要改革日本人事制度，建立產學合作專業人才的職業晉升機制。同時，還要劃分高校負責產學合作的內外組織的業務范圍，明確職責分工。
應當看到，從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實施之初到推廣計劃的具體執行過程中，關于產學合作體制的問題，在日本一直存在爭議。爭議主要集中在民營TLO機構是否應當與高校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融為一體的問題。許多日本學者認為，產業界和學術界共同參與技術轉移是好的，問題是兩個機構存在職能重復，合并為一個窗口，有助于簡化手續、提高效率。這一問題涉及經濟產業省和文部科學省兩個部門，需要日本內閣進行跨部門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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