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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適度超前是必要的，但有些方面過度超前，抬高了用戶成本或不可持續的公共部門債務。現有5G技術很不成熟，數千億級的投資已經布下，而且運營成本極高，找不到應用場景，今后消化成本是難題。”

上述表示引起不小爭論，贊同者認為當前5G無規模化應用場景，持續進行網絡擴建，將帶來成本巨大負擔；反對者認為5G技術本身是成熟的，在有了規模化網絡之后，產業內自然而然會推動創新成果誕生。

追本溯源，筆者查找了相關表示的出處，是在不久前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樓繼偉在分析“雙循環戰略”中，“國內大循環”的堵點時所言。可以說，這番言論是基于宏觀環境而言。

首先，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中央決策的重要智庫。與會者在研討會上的發言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相關的觀點有較高概率匯總到高層決策者處，并且能在落實為最后的行動的；甚至，通過此論壇的研討會，所透露的信息已經是決策層的思考，期望借助專家研討、公眾討論等方式，形成更廣泛的觀點。

其次，對5G建設的相關表示是分析“國內大循環”堵點的案例。具體而言，在投資有限的前提下，5G等基礎設施，如果投資回收期過長，將影響“國內大循環”快速實現的目標。也就是說，是否保持5G投資的力度，已經不僅是信息通信產業的事情，而是更宏大目標的組成部分了。大建、緩建、甚至不建，都需要符合建設“國內大循環”這個宏觀目標。

實話實說，從財務方面而言，5G的回報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從公眾應用角度而言，從1G到4G，各代際的變化，前期均積累了巨大的堰塞湖，一旦開閘即可宣泄。1G到2G，是對網絡質量的追求，對更低服務價格的追求；2G到3G，是對高速數據服務的追求，是Wi-Fi積累的需求與2.5G網絡的供給，所不匹配的結果；3G到4G，是TD-SCDMA所積蓄了巨大用戶需求的結果。但4G到5G，似乎并沒有什么規模型的痛點被解決，即便是高清視頻，4G網絡也可以支持，而諸如云游戲、云VR等，尚未達到必須要使用的程度。為此，王建宙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目前5G網絡下，用戶使用最多的是測速工具，這樣他們才能看到5G的與眾不同。

而從政企應用角度而言，同樣如此。ITU所描繪的5G三大場景中，大部分是為政企應用服務的，如廣連接、低延遲、高速率等。但作為講究穩定性和綜合成本的政企用戶而言，同運營商合作建設若干試點工程，他們是愿意的；讓他們規模型主動投入，卻都是猶豫的，更何況當前5G所提供的所有應用場景，要么是可以通過現有更成熟技術替代，要么就是場景規模太小，不足以支撐基礎設施規模運營。

但是，必須要承認，有什么路，就能誕生什么車。現在可能沒有什么爆款的5G應用，去讓網絡等基礎設施充分發揮作用；但基礎設施上